在我应该做爷爷的年纪，女儿子韵满9岁了，人生之坎坷不言自明，对女儿的溺爱也不言自明。这些天女儿十分高兴，因为她在学校的语文兴趣班考了第一，女儿继承了我的自卑与敏感，在学校从来就是一只丑小鸭，看见她在同学的簇拥下不能自持的样子，我暗暗担心，人生该不会有轮回吧？封存多年的记忆把我的思绪带回到感觉上并不遥远的童年。

老柯追忆知青岁月《魂殇》之一：歧视

我8岁以前曾生活在一个温馨、安宁的家庭，父亲在重庆第17中学（原辅仁中学）教书，母亲在银行工作。17中学位于南岸海棠溪烟雨坡山顶上的那栋有围墙的教师小院是我们五兄妹儿时嬉闹的天堂，院内住的老师们的孩子有十几个，在大孩子张南生、张岳阳、洪仲萍等的带领下我们开野餐、分成两群玩捉官兵盗游戏、去小溪里捉鱼，傍晚争抢母亲从银行工会借回来的十本连环画，无忧无虑地过着短暂而欢乐的童年。

1957年一夜之间，复旦大学毕业的父亲被打成右派送到南桐矿区乡下去了。兄妹五个最大的姐姐13岁最小的弟弟才6岁，父亲被带走后家里忽然失去了主要生活来源，母亲早出晚归独自苦撑，我们被人赶来赶去不断地搬家无人照料，最后搬到龙门浩，我也从罗家坝小学转学到龙门浩小学。原以为躲开了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读四年级9岁的我考试也得过第一名。那知道下课后，正当我正沉醉在考了第一的喜悦中时，老师放在讲台上我的名字后面赫然写着（右派家属）四个字的点名册被同学发现了。在学校广播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份子跑不了”的歌声和同学的轰闹中，9岁儿童因学习成绩好仅有的一点自尊和优越被撕碎了，我默默地远离同学习惯孤独，从此变得落落寡合。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张<死亡右派份子通知书>送到我家，39岁的母亲煮了13个红苕做干粮赶往长寿湖收拾父亲遗物。公共汽车到县城后，母亲孤身一人到处打听才知道县城距长寿湖还有近百里山路。母亲一边问一边赶路，途中遇到一个要经过长寿湖到云集乡去的男人，为了路上有个关照和领路，母亲拿出珍藏的熟红苕分了三个给他。荒村野外陌生的一男一女结伴同行，天色越来越晚，夜幕降临，母亲心中充满了恐惧与不安。前方救星般出现了朦胧的灯光和一排平房（后来才知道是狮子滩水电站邻封工区的一个甚么单位），母亲立即上前去推门求宿，对方问：“你们是什么单位的，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同行的人坦然地拿出外调的出差证明，母亲伸进口袋的手却凝住了，银行人事干部何明珍给妈妈的证明上写着：“兹证明右派份子家属戴儒愚前往长寿湖农场办理死亡右派何泰贵事宜”，这样的证明在那个年代敢拿出来吗？